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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山下乡的“另类”故事（一）
作者: 左黎 | 2009年05月17日 21:38 | 栏目: 连载(1462) 点击 | (82) 评论 | 本文地址: http://zuoli.blshe.com/post/788/383030
对于40年前开始的那场风云激荡的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运动，我们这一代人所知不多。见诸的各类对此的回忆、反思资料中，上海知青赵国屏、俞自由夫妇的讲述可谓另类：在我看来，没有那么多的懵懂、单纯，也没有那么多的伤痕抑或怀恋，倒是充满了一种难得清醒的、发自人性本身、带有知识者独有的思考和追求痕迹的视角。
这自然首先在于他们身份的另类：上海知青，在全国各地的知青大军中原本就属相对“扎眼”的一支，而他们更是“成份很高”的一类；还在于他们二人复杂的人生经历和在知识青年中，极其少见的身份变幻的跨度，这其中尤以俞自由为突出。然而最重要的，则在于他们叙述中真实的、不阿附任何力量，一以贯之的独立和清醒。
以下，我将以几篇连续的文字，尽量忠实、公允，而又绝非机械地叙述他们的故事。以此纪念那段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岁月；但更重要的是，反思在那段特殊年代里，知识人曾经留下的独特的脚印，而我相信，这不仅对于那一代知识人，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未来，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。
开始之前，简单介绍一下赵、俞二人目前的情况。
赵国屏：中国科学院院士。现任国家人类基因南方研究中心执行主任，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。
俞自由：大学教授。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金融保险研究所所长。
“成份不好，人家不让去”
1969年，上海知青俞自由、赵国屏等一行，带着去广阔天地里炼红心的激情，奔赴安徽蒙城县插队落户。然而，他们这一愿望的最终实现，却是经历了不小的波折。
起初，他们要求去河南兰考上山下乡，兰考是焦裕禄工作过的地方。然而，遭到回绝的理由是：他们里面出身不好的太多了。他们都来自当时上海的名校：复兴中学，北郊中学，上海第二女中，位育中学（当时叫五十一中学），第四女中。而这几所正是干部子弟、知识分子子女集中的学校。
以赵国屏为例，赵国屏的父亲赵祖康，是旧上海最后一任代理市长，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长。然而赵的成分却算成了“伪官吏”。好在赵对此并不十分在意，他形容自己“比较理想主义”，对于选择去农村，赵其实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考虑：他非常喜欢生物。
俞自由本来是想参军的，可是她的出身不能参军。于是，很有几分男孩子性格的俞自由渴望到农村的“广阔天地”驰骋。
“为什么贫下中农里面都是小偷？”
他们8名上海知青被分配到蒙城县一个叫做朱集的偏远生产队。生活条件的艰苦恶劣自不待言，俞自由后来回忆：“所有的房子没有砖瓦的，全是土。没有窗户，就一个洞。到了冬天就用土砖把它塞起来，天热了就把那砖给拿了。那砖也是土坯砖。门是非常简陋的，透风。”
随着上海知青的到来，村民们陆续发生了一些变化：女孩子开始托知青在探亲时替她们买袜子，因为在此之前，村里基本上没有人穿袜子。村民开始逐步用打火机，而以前都用打火石取火。起先，知青们早起刷牙，旁边围一圈人看着，不知道他们在干啥。后来有的村民也学着刷牙。连穿鞋都在悄然变化：过去大部分人穿“麻窝子”。一种用麻绳打的很大的鞋，里面塞上麦秸，由于不容易透水，下雨天就穿这个鞋。后来穿胶鞋的人逐渐多了起来。
可是，对于怎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上海知青们却感到“非常困惑”。
俞自由回忆，到农村之前，由于所接受的各种宣传，“脑子里面始终觉得贫下中农是非常高尚的”。可是刚下去的时候很有些迷茫。其中最大的困惑，就是他们的东西总是无缘无故就少掉了。知青们带去的火柴，有时一天就被偷掉十来包。袜子也常常失踪。村民们听说来了上海知青，都挤到他们的屋子里看，整天不断来人。等看的人走了，东西往往就会少一些。在留存至今的日记本里，俞写道：“为什么贫下中农里面都是小偷，老是偷我们的东西？”
赵国屏的性格相对宽容，他想，村民们也就是比较随便，觉得东西拿走就拿走了。可是对于自小接受观念和重视修养的家庭教育的他们来说，的确难以理解。
除此之外，原先脑子里单纯朴实的贫下中农形象似乎也遭遇到挑战，情况远比他们想象的复杂得多。他们所在的村子，只有一百几十个不到两百人，但是非常复杂。有四个姓，每个姓里面还分了好多门派。他们听到的都是：某某人的背景很坏，国民党的时候是当排长的；某某人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出去偷东西，被公安局抓起来啦……总之，大多都是不好的、负面的反映。
（未完待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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